樊锦诗

　　樊锦诗 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1963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至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已5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敦煌研究》期刊主编。

　　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得以中兴。这一点，从大量写于这一时期的糅合佛、儒、道信仰的占卜、宅经、符箓类敦煌文书也反映出来。在抄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中，仍可见前述道教宫观及社稷坛的存在。而道教的一些节日、斋醮活动，也逐渐与当地传统民俗节庆、祭祀活动混合，成为敦煌岁时文化的一部分了。金山国时期，张承奉更推崇道教。西夏至元代，道教文化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定影响。至清代，道教与佛教界线不分。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箓本身就是一个道士，却在莫高窟这样一个佛教场所主事。
　　在敦煌藏经洞文书中，已经发现有超过800件道教文书，其中最早的写于北朝时期，如S.6825《老子道德经注》、P.3602《庄子释文》、P.2683《瑞应图》，但绝大多数写于唐代，如作为道教根本经典的《道德经》，在敦煌不仅有大量的抄本，而且发现了至少6种注疏，其中的《老子想尔注》和《义疏》并不见于传世道藏中。学界认为，《老子想尔注》反映了东汉末五斗米道信仰内容，对我们认识早期道教十分重要。敦煌道教写卷中还保存有多种写本的道教佚经《老子化胡经》及相关抄本，是今天研究道教历史和佛、道相争相融历史的重要材料。
　　在敦煌历史上还存在着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它们也是敦煌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祆教即伊朗文化系统中由古代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宗教，一般认为产生于公元前五六世纪。该教主张一神教和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最高神为阿胡拉·玛兹达。因其崇拜圣火，古代中国人又叫它拜火教、火祆教。波斯萨珊王朝时该教被立为波斯国教，并逐渐流行于西亚、中亚。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发现了一批西晋时期的粟特文古信札，由此可推断，至迟在4世纪初，粟特商人已定居敦煌。这些定居敦煌的粟特人同时也将祆教带入了敦煌。
　　据写于唐前期的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载，唐代在敦煌城东一里的地方建了一所祆祠。祆祠里面开有20个龛，每个龛中都绘有祆神。“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大约是在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以粟特人等胡人聚落为主的从化乡被撤销，大批胡人他奔，祆教受到削弱。归义军时期，重修祆祠，祆教又兴，但此时的祆教，已经开始与当地民俗相融合。
　　敦煌每年都有多次赛祆活动。赛祆是敦煌祆教特有的祭祀活动，有祈福、酒宴、歌舞、游行等环节和内容。现藏于法国的敦煌文书P.4518上绘有两身祆教女神图，一身手中持蛇蝎，一身手中捧盘，盘中为一犬。这两身女神分别为祆教的善、恶之神。此幅图上至今留存的用于悬挂的带子表明，它很可能就是用于赛祆的。更有趣的是，在农历三月三和立夏日也赛祆。相传农历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民俗节日。立夏日既是节气，也是古代民间祈愿丰收的重要民俗节日。在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赛祆，反映出祆教与本地民俗的融合。归义军时期的官府记账文书中常有“赛祆”二字，表明赛祆活动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写于晚唐时期的敦煌文书P.3870《敦煌廿咏》中有《安城祆咏》，云：“版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苹藻采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渑。”在祆祠内行雩祭，这说明敦煌祆祠在8世纪中叶已参与官府祈雨的祭祀。除了夏季参与雩祭，敦煌祆教还参与冬季除夕的大傩礼。大傩礼是一种化装游行赶鬼驱役的活动，由官府主持祭礼。敦煌文书P.2569《儿郎伟》中的“今夜驱傩队仗，部领安城大祆”之句表明，敦煌粟特人奉祀的“安城大祆”也成为地方官府礼祭中的神祇。这些具有深厚汉文化色彩的歌颂祆神的汉文诗歌也表明，虽然此时敦煌的祆神还保留着祆神的名称，但其实已经完全同中国的礼仪以及民间信仰相融合了。
　　摩尼教于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所创，其核心思想为“善恶二元论”，基本教义为“二宗三际论”，认为世界分为光明和黑暗两界王国，两界以初、中、后作为时间轴转换交替，摩尼教则能超度人们的灵魂，使之早日摆脱黑暗，回到光明。一般认为该教于6—7世纪传入中国，曾在唐代流行。唐会昌五年（845年）遭禁后，其信众上层逐渐道教化和佛教化，下层则转向民间秘密结社，至明代初年该教仍在活动，但已经明显中国化了，后期多被称为明教。
　　该教曾被高昌、瓜沙地区的回鹘人广泛信仰。其传入敦煌的时间已无法考证，但据成书于10世纪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中的关于沙州的相关记载可知，至迟在归义军时期敦煌就有居民信奉摩尼教了。敦煌藏经洞发现了3种汉文的摩尼教经典：《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唐代开元年间摩尼教法师奉唐玄宗之命撰写的解释性文献，内容包括摩尼教的起源、教义、论著和教团组织等；《摩尼教残经》，阐发摩尼教关于明、暗二性并存于人类自身的教义；《下部赞》，中国摩尼教徒举行仪式时的赞美诗，在现存各种文字的摩尼教赞美诗中内容最为完整、丰富。
　　景教，即古代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该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于公元428年至431年创立。该派不崇拜圣母马利亚，并认为主耶稣有神、人两位格。该派曾被正统基督教视为异端，教徒被流放。贞观九年（635年），该教传教士阿罗本等人到达长安传教并建立景教寺院。这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明确记载。唐会昌五年，该教亦被禁，其后在中原渐失踪迹。莫高窟藏经洞存有一幅唐代的景教人物画像。该画像的头冠上有景教的十字架，胸前有景教的十字纹。藏经洞藏景教经典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乃教会举行仪式时唱颂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赞美诗；《尊经》，乃中国景教徒礼拜时所用的位牌，经后另有附录，介绍景教经典的数量及其汉译情况；《志玄安乐经》，宣讲景教“无欲
　　无为无德无证”的教义和训则，有深厚的道教和佛教色彩。在莫高窟北区还出土了元代的叙利亚文《旧约全书》和铜十字架。
　　《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到沙州的古代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走完了一个月的沙漠旅途，终于到达一座名叫沙州的城市。它在大汗的版图以内，省名叫唐古忒。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是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由此记载推测，唐代到元代，敦煌曾有景教信徒，并很可能存在景教教堂。
　　伊斯兰教在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该教以安拉为宇宙唯一的主神，教徒要信奉并顺从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途径中外学界至今尚无定论，其传入敦煌时间未详。前述《马可·波罗游记》中已明确提到元代的敦煌地区居民中有信奉伊斯兰教者。
　 

教育与学术

　　敦煌的学术与教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敦煌学术兴盛，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阐释和撰修地方史志、研习史书方面。据学者统计，南宋确定的儒家十三经，除《周礼》《礼仪》《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外，其他诸经写本在敦煌藏经洞皆有发现，《孝经》和《论语》发现最多。早在十六国时期河西就有地方志的纂修，如《敦煌实录》《凉书》《略记》等。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汜氏家传》《敦煌名族志》《瓜沙古事系年》等都很有学术价值。地理志方面，如《贞元十道录》写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敦煌录》《寿昌县地境》《沙州图经》《西州图经》，以及行记类《大唐西域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西天路竟》《诸山圣迹志》《往五台山记》等，体现了敦煌地区地理学的发展与中原地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敦煌自汉晋时期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官学教育是敦煌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现代学者研究，敦煌设立学校大概是从西汉设郡之后开始的。至东汉时，学校教育已经非常兴盛。东汉末年，名将张奂在敦煌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共30余万言。西晋时以文学和书法闻名于世的索靖在敦煌隐居讲学，授徒多至千人。十六国时期的前凉统治者张轨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并初步建立起教育制度。西凉国时期，敦煌泮宫（学校）有“高门学生五百人”。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保存了不少与儿童启蒙教育相关的蒙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以识字为主要目的的识字类教材，教授日常生活基本知识的教材和灌输儒家基本伦理道德的修身类教材。如敦煌文书P.2647正面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背面就抄有《千字文》的部分内容，反映了唐五代敦煌儿童抄写课本的情形。
　

体育与娱乐

　　古代敦煌的体育文化引人注目。在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具有现代体育属性的运动项目有射箭、摔跤（相扑）、游泳、跳水、举重、棋弈、投掷、马术、马球、击剑、武术、杂技等，几乎涵盖现代体育的各个门类。例如打马球，这是唐代盛极一时的竞技运动项目，在敦煌也十分流行，在壁画与文献中均有反映。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上，就有身穿圆领、窄袖锦衣的打马球者。藏经洞所出写卷中有唐代描述打马球的场景和技艺的歌词《杖前飞》：“时仲春，草木新，初雨后，露（路）无尘。……闲闷结伴（就）球场，传（侍）中手执白玉鞭，都史乘骑紫骝马。青一队，红一队，柯皆铃笼（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盈（赢）输，此度若输没须赛。脱绯紫，着锦衣，银蹬金鞍耀日辉（晖）。场里尘非（灰）马后去，空中球势杖前飞。求（球）四（似）星，仗（杖）如月，骤马随风真（直）充（冲）穴，人衣湿，马汗流，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另外，在第61窟绘有长幅佛传屏风画，其中绘有6幅表现马术的场景。画面上有的骑手直立马背，手举铁排或双弓，任马疾驰如飞而始终平衡自若，有的表演马肚藏身、俯身捡物，有的在马背上翻跟头，有的在表演马上单腿站立等惊险动作。
　　又如摔跤是敦煌体育的传统项目，亦称相扑、角力。在敦煌壁画里也保留了大量的表现中国古代摔跤场景的图像，反映了敦煌民间摔跤运动的兴盛。如第
　　61窟佛传故事画中的相扑画面上，两名头扎发髻，下穿兜裆的选手正在一块方形地毯上一决胜负，将相扑比赛中讲求技巧和战术的一面形象地表现出来，故有学者称其描摹了一场类似于现代摔跤竞技的场面。
　　举重也是敦煌壁画中常见的运动项目。敦煌壁画中表现举重的画面，多是单手擎举，也有双手挺举。在第61窟西壁佛传故事屏风画中先后画有单手举钟、举火盆和站在飞奔的马上举铁排的画面。虽然这些都是为表现佛经中的故事情节所绘，但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蓝本的。
　　此外，敦煌还有一些中国传统的健身养生、益智娱乐的传统体育活动，它们一般是伴随大型的祭祀庙会、岁时节庆举行表演，深受民众的喜爱。在敦煌壁画中也有大量表现气功、武术、杂耍、杂技和博弈等活动的画面。如第159窟东壁就绘有掷骰子的场景，画面上，4身戴幞头的人物围坐在一张大大的方形案几边上，正神情专注地玩掷骰子游戏，一旁还有一妇人观战。桌上放着的3粒骰子依旧清晰可见。在藏经洞还发现了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棋谱《棋经》的写本。据研究，这份《棋经》的抄写年代大致在北周时期。它不但记载了围棋原理、战略技术、棋法规则、术语以及早已失传的围棋古图谱等围棋史料，还证实了早在1500余年前，中国围棋理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服饰

　　敦煌壁画中不同时代的人物服饰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各时期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衣着打扮，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不同身份的人物的服装，是研究4到14世纪服饰史的宝贵资料。如北朝时期北方鲜卑等民族上身穿紧身、窄袖、束腰的上衣，下身多穿裤褶，脚穿高筒靴，以便于骑马。在莫高窟第275窟、285窟等窟的供养人像上可以看到着裤褶的人物。而在北魏晚期和西魏的壁画中同样也可看到着深衣大袍的人物，表明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少数民族采用汉式服装的情况。汉式长袍也在发生改变，北朝晚期到隋代出现的圆领长袍，就是汉式长袍吸收了胡服的特点而改造的男子袍服，这样的圆领袍在隋唐时代成了常服。隋唐以来流行男子头裹幞头，最初是以幞巾包住头发，在前后扎住。初唐时期，这种形式的幞头后部的两脚变长，此后又经过改革，变成前低后高、后部垂两脚的形式。晚唐出现了硬脚幞头，五代时期沿袭了硬脚幞头的形式，宋代则将幞头的两翼改细加长，产生了展脚幞头。敦煌壁画真实地展示了过去仅能从文献中推测的幞头的演变过程。
　　在妇女服饰方面，隋及初唐女子服装上身紧窄，下身为间色裙，下裾曳地，还流行帔帛。唐前期妇女着窄袖衫和半臂成为时尚。贵族妇女在正式场合多着袖口较宽的大袖襦，如莫高窟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中，夫人头梳抛家髻，着碧罗花衫，袖大尺余，外套绛底花半臂，穿红裙、云头鞋，披白罗花帔，一派雍容富贵的风度。跟随其后的女十三娘，头戴凤冠，斜插步摇，面饰花钿，着半臂、衫裙、小头鞋。
　　北朝妇女多留长鬓，梳发髻，脸贴花钿。唐代妇女的妆容则更加丰富多样，如以朱粉涂面称作“红妆”。唐代妇女画眉之风很流行，初盛唐时期流行画长眉，称为蛾眉，盛唐及以后流行画短眉。妇女的发式也十分讲究。唐前期多高髻，高髻又分高耸如椎的椎髻与侧向一面的半翻髻等。开元天宝之后流行抛家髻，脸两侧的头发垂下形成两鬓包面的形式，上部的头发则向上做成一定的造型，如椎形、花形等。晚唐五代时期，妇女在头上插簪、梳子等装饰物的做法愈来愈流行。五代以后，妇女头上的装饰更加复杂，面部贴花的形式也丰富多样。莫高窟第98窟、第61窟的女供养人就是代表，如第98窟回鹘公主的头上除了插簪外，还分别戴回鹘的桃形冠和凤冠等，又有步摇为饰，无比华丽。
　　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古代少数民族的服饰，除了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外，中唐时期出现了吐蕃人物形象，如第159窟的吐蕃赞普头戴朝霞冠，身披大翻领的藏袍。北宋末期，回鹘势力在敦煌一带强大起来，壁画中出现了不少回鹘供养人像，如第409窟有回鹘王及王妃形象，回鹘王戴桃形高冠，身着团龙花纹的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回鹘王妃则头戴桃形凤冠，耳戴大耳环，身着大翻领的窄袖长袍，这是典型的回鹘服装。
　　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以后，壁画中也留下了西夏党项族的服装。如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的供养像，人物头戴云缕冠，身着圆领窄袖袍，腰间有束带，穿乌皮靴。小孩形象是头顶秃发，也与文献记载相符。元代壁画中有蒙古族人物的形象，如榆林窟第6窟明窗壁画中有4铺供养人像，均为男女二人对坐床上的形式，应为夫妇二人供养像。男子头戴宝冠，垂辫，穿比肩、交领窄袖长袍，着靴。女子头戴顾姑冠，身着交领窄袖长袍。
　　总之，敦煌壁画不仅展示了中古时期汉民族服装演变的历史，而且保存了古代西北多个民族的珍贵服饰资料，可称为中国服装史资料的宝库。
　 

饮食

　　敦煌以面食为主。主要的食品有胡饼、馎饦、蒸饼、馓子等。敦煌饼类食物有近30种之多，如胡饼、饩饼、炉饼、馒头、蒸饼、烧饼等。这些饼大部分用麦面做成，少部分用粟面或糜面做成。在藏经洞所出《俗务要名林》写本中还记载有各种蔬菜名和作料名，如苜蓿、莴苣、茄子、韭菜、萝卜、蒜、葱、葫芦、姜、兰香等，其中大部分产自本地，也有一些产自外地。
　　敦煌壁画中的饮食图，大致有3种：婚礼宴饮图、酒肆图、斋僧图。这3种应该说均是比较隆重的饮食场面，更能显示人们遵从的饮食礼仪。宴饮场合根据不同的规模和性质，叫作“局”（或“局席”）、“筵”“顿”“设”“看”等。由于敦煌地区居民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这决定了敦煌饮食文化的多元形态。我们从敦煌文献中看到很多胡食，其中以胡饼为代表。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中对胡饼做过形象的描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日本入唐求法的高僧圆仁也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胡饼在中国很流行，“时行胡饼，俗家亦然”。胡饼口味好，制作简单，便于携带，易于保存，因此敦煌从一般居民到出家僧众，都食用胡饼。 （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