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樊锦诗　浙江杭州人。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敦煌研究》期刊主编，被誉为“敦煌女儿”。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第四届香港“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

　　敦煌文献中的地理文书，包括全国性的地志文书、地方性的地志文书以及游记等。其中全国性的地志文献P.2522《贞元十道录》中各州之下记录的资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多有不同，因此对研究唐代地理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地方性地志文书多未被公私传世文献所著录，而其内容却极其丰富，包括州郡自然面貌、人文景观、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如P.2005、P.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其所记敦煌地区的河流、水渠、泊泽、池堰中，诸如苦水、独利河、兴胡泊、东泉泽、四十里泽、大井渠、长城堰、马圈口堰、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北府渠、三丈渠、阴安渠、西盐池、北盐池等，均不见于其他史籍；此外，还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沙州境内的每个驿站的地理位置、与州县及附近驿站的距离和该驿站的建置沿革等情况。这些难得的历史地理资料对了解和研究敦煌及其周边的自然、人文、风土人情以及边防设施、邮驿路线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敦煌本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大唐西域记》《五台山志》《往五台山记》《佚名行记》等，除《大唐西域记》有传世本外，其他均为仅见的孤本。这些游记都记载了作者所经历地区和城市的疆域、道路、里程、寺观、民俗、物产、服饰等情况，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和社会风俗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唐代敦煌在州学院内，设有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高水平的医师称“医学博士”。从吐蕃占领时期开始，寺院在敦煌的医疗卫生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龙兴寺僧翟法荣就以医驰名，在河西及陇右地区声望很高。另一位敦煌名僧索崇恩被称为“药王”。而中晚唐时金光明寺僧人索法律则“神农本草，八术皆通”，精通药学和各种医术。在当时的敦煌官职中还设有专司医疗卫生的医官。在这样的医学氛围下，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医学典籍达七十多种，就不令人奇怪了。
　　隋唐五代时期，医学、药学非常发达，仅《隋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医药学著作就达百余部。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在宋代以后大多陆续散佚，保存至今的只有《诸病源候论》《千金药方》等有限的几部。因而敦煌医学文献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补佚、校勘价值。如传神农氏所作、实为汉晋成书的著作《神农本草经》，计收药草365种（以合一年的天数），南朝梁陶弘景又增补后来发现的药草365种，并为之作注，名为《本草经集注》，可惜《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在宋代就失传了。而敦煌医药写本《本草经集注》却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从这部千年以前的药典可以了解陶氏原书的本来面貌，也可以勘正许多后代本草著作引用陶书时断章取义的讹误，为研究本草学在医药分类、采治方法及药学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敦煌医学文献中既包括医经诊法，也有医药医方、针灸药物。其中《灸法图》《新集备急灸图》等灸疗、针灸专著极为珍贵。医药文献中还保存了许多之前未见的古药籍、古医方。其中仅古医方就达一千多种，且多为中古时期医家经过验证的验方。治疗范围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和美容等。这些在民间流传的验方，虽未被唐宋典籍著录，但却是百姓治疗常见病、地方病的最便捷、有效的实用医方。这些医方因简便实用，受到民众的欢迎，因而得以在民间流行。由此可见敦煌医药文献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抄本，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和文物价值。
　　还需注意的是，藏文的《火炙疗法》（P.T.127、P.T.1044）、《杂疗方》（P.T.1057）等，代表了藏医学的成就；《医理精华》本是古印度很有影响的古典医学的代表著作，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以医学理论开篇，其次为疾病起因、分类、症状等医理，第三部分为治疗的药方，最后是对医疗方法的说明。藏经洞保存了译自梵文的于阗文《医理精华》（P2892Ⅴ0）。汉、藏、印等不同文化系统不同语言文字医学文献的共处，无疑展示了不同医学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借鉴。
　　春秋战国时期，由畜力牵引的犁耕技术开始逐渐普及。敦煌故城、甜水井等遗址曾相继出土汉代铜、铁犁。敦煌壁画、藏经洞绢画、纸画有八十多幅农作图，反映了北朝以降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场景。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不同时期的《犁耕图》，表明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双牛单辕向一牛双辕的演变。北周第290窟人字顶西披、第296窟人字顶南披分别绘有两种牛耕方式，即一牛双辕犁和二牛单辕犁。一牛挽犁表明犁具重量的减轻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290窟的一牛所拉的犁铧的角度比嘉峪关魏晋墓中《牛耕图》中的铧头角度更小，具有向以后唐代壁画所见的铧头发展的趋势。
　　唐代铁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铁犁铧结构的改进，如銎部较大，铧的前部较薄而省去了犁铧冠，实即犁铧与犁冠的合二为一，使用更为简单方便；二是出现了更为进步的曲辕犁。晚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记有“如桎而摎”的曲辕犁，传统观点认为操作灵巧便于转变的曲辕犁是为适应江南地区水田面积较小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但至今没有发现实物及其他证据。唐初贞观四年（630年）陕西李寿墓壁画中出现的犁虽已很先进，但还不见曲辕犁。可喜的是，敦煌盛唐第445窟《弥勒经变》农作图中出现曲辕犁，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曲辕犁造型，也表明曲辕犁的使用不晚于8世纪。曲辕犁结构科学合理，操作轻便省力，代表了耕犁的最高水平。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再无明显的变化。第445窟的曲辕犁，是农具发展史研究难得的图像资料。在使用畜力（马、骡、驴、牛等）完成车、犁、耙、耱、爬犁、磨、碾、水车等各种工具的牵引过程中，挽具是发挥畜力最大效力且保护牲畜不致受伤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用具。挽具的使用，根据其系驾方式和特点可分为三种：一、颈挽式（牵引着力于牲畜的颈部）；二、胸挽式（牵引着力于牲畜的胸部）；三、胸挽鞍
　　套式（牵引着力于牲畜的胸、背部；出现于宋代以后）。西方虽于公元前3000年已开始使用两轮或四轮马车，但其落后的颈式牵引方式极大地制约了畜力的使用，并且这种颈式牵引方式连续使用了3700多年。中国最早的马车发现于商代晚期，其牵引方式不清，史籍记载及考古发现表明，周代以降一直使用先进的胸挽式，即以胸部的横“鞅”及两侧的“靷”牵引。魏晋及南北朝流行牛车，牵引着力于牛角甲处（牲畜颈脊与背脊之间的隆突部位）。敦煌北魏第257窟《九色鹿王本生》故事中国王和王后所乘曲辕马车略去鞅、靷，而于马鬐甲处以衡轭牵引，模仿牛车“鬲”的倾向非常明显。但马的鬐甲低于牛的肩峰，因而这种方式并不完全适合马车的应用。晚唐第156窟北壁《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中所绘的通幰长檐马车，其挽具系驾方式明显改进，在马的颈肩处加一“衡垫”，衡垫上部突出，藉以阻衡承力，这是第一次出现用软材料填充的曳车承力的挽具。它虽仍属木质车衡的附属品，但其与后世更为先进的肩套的传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Joseph）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发明的挽具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他说“除了脚蹬之外，中国是唯一的解决了给马科动物上挽具问题的古代文明国家。在这方面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文中以莫高窟第156窟马车上的挽具为例论述了中国马挽具的科学性。
　　考古文物和魏晋壁画墓表明，汉晋时期敦煌地区以骑马和乘车作为主要代步工具，其中尤以马、牛、骆驼等畜力牵引的车辆为主。敦煌北朝至唐壁画中车乘仍不脱上述几类。马车有安车、轺车等。北魏第257窟《九色鹿王本生》故事中，国王王后乘曲辕长檐拱顶安车，该车造型精巧优美。隋代第419窟人字顶西披《法华经变》中绘一独辀驷车，独辀车流行于上古三代，此图“复古”，似为佛传故事内容需要的表现。壁画中还绘有许多四轮或六轮宝幢车。如中唐第360窟南壁《弥勒经变》中所绘六轮宝幢车。我国传统文化流行两轮车，先秦时期有四轮车称輴、轴、輲车、蜃车等，名称不同，功能有异，但均在复杂的丧礼过程中分别用于载运灵柩；汉代以后称輀车。王莽改制曾造大辂华盖高九重，载于四轮车，被众官私下讥为“此似輀车”。敦煌壁画唐代中期以后壁画出现的多轮车，多出自《佛说弥勒大成佛经》，说弥勒下生成佛，人间（“阎浮提地”）也成净土，城邑富乐。有翅头末国国王儴佉造七宝台，台三千重，其下“千头千轮，游行自在”。“千轮”无非为衬托、表示七宝台的高大宏伟，壁画中的多轮车应取宝幢车“千轮”的象征意义。
　　敦煌地处戈壁绿洲，没有使用舟船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壁画表现佛教内容的需要（如《法华经》观音救海难、《报恩经》善友太子入海求宝等），绘有大量舟船图。有意思的是，从北周至元代，舟船形态呈现出一个从小到大的演变趋势。北周至隋，多小型舟、筏，如隋代第303窟的小舟。唐代以后，渐次出现大木板船、帆船、楼船等。如榆林窟西夏晚期第3窟所绘慈航普渡的接引船，形如宫殿。舟船之于敦煌，重在它的宗教文化内涵及象征，并无实质的科技意义。
　　东汉出现将以人力推拉的“辇”车去掉车轮后以人扛抬的“步辇”。西晋时期改称“肩舆”，因以人肩扛又称“平肩舆”；宋代开始称“轿”。从顾恺之《女史箴图·
　　班姬辞辇图》和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的漆屏风画《汉成帝班婕妤》图可知，其时肩舆作横长方形，两侧舆底设舆杆，上张网状通幰，由八名役夫扛抬（俗称“八扛舆”）。以上肩舆造型不脱殷商古车舆窠臼，其特点为“人荷而行”，即所谓“肩行之车”。
　　敦煌壁画中肩舆造型丰富多样，舆身形制有亭式（含四角、六角）、庑殿式等。如唐代第323窟绘一高僧所坐亭式肩舆由6名役夫肩举，此舆虽仍横长方形，但增加俯仰相合的硬质材料的盝形顶，其造型与上举晋代和北朝肩舆明显不同。中唐第202窟壁画中绘典型的四角攒尖亭式肩舆。晚唐第85窟壁画中绘歇山顶屋殿式肩舆。值得注意的是，晚唐第94窟、第9窟出现盔顶六角舆轿，舆杆位置上升至舆轿轿身的1/3处，这舆杆上升标志着该轿重心的上移，而这一特点显然是伴随着轿内安置垂足椅凳、乘舆轿之人垂足坐而产生的。这一图像的重要性在于更新了以往只有宋代才完成这一变革的传统认识。敦煌壁画中的肩舆、舆轿等，对于研究唐代舆轿的造型、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汉代悬泉遗址出土了西汉至晋代纸张遗物，最早的为武帝时期，为中国造纸的起源和加工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藏经洞所藏早期写本和敦煌西北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本粟特文信札，成为西晋和十六国初期纸向西传播的有力物证。8世纪之前，中国的造纸术发展进步不大，而敦煌地区4至8世纪连续不断的纸质写本，为中国中古时期造纸状况的研究提供了标本（其中多有纪年）。
　　我国科技史专家潘吉星先生研究认为：敦煌文献用纸，晋六朝多是麻纸，隋唐除麻纸外，有楮皮、桑皮纸等；五代时以麻纸居多。其中：“麻类的写经纸一般经过下列过程来制造：（1）选料→（2）湿润→（3）切碎→（4）洗涤→（5）浆灰→（6）蒸煮→（7）洗涤→（8）捣料→（9）洗涤→（10）打槽→（11）抄纸→（12）干燥→（13）加工、整治”。
　　敦煌用纸除内地供应外，本地亦自行造纸。敦煌文书称造纸专业技术工人为“纸匠”（S.542Ⅴ04）、“打纸师”（P.4525-2Ⅴ06）等。纸根据质地不同分为大细纸、次细纸、次纸、细纸、粗纸、钱财画纸、钱财纸及钱财粗纸等。细纸以上用作官府文书，细纸还用于记账、写经、文书等；粗纸用于一般性的书写、祭祀；钱财粗纸用于敦煌诸神等常例祭祀。
　　为防虫蛀，敦煌文书纸张多经过染黄处理，即将纸放入黄蘖浸泡过的水中，经黄蘖浸液处理，纸张呈黄色具有抗虫的效果。现在所看到的北朝隋唐时期的精抄本，纸张都呈黄色，就是上“潢”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防虫蛀的措施是有效的。
　　敦煌造纸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佛教的影响。随着佛教的发展、普及，写经活动极盛，各种佛事活动中例行的记账、书写文书、画像等都需要大量的纸。除官府用纸由官府管理的纸作坊提供外，寺院及民间用纸均需商业购买。由于纸张并不易得，这样就出现了敦煌写本中许多废弃的官府文书和契约文书被用来写经的现象。而这一做法在客观上却意外地将中古时期大量官府文书档案等文献随佛经一道得到保护而留存。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书、典籍都以写本的形式存在。东周至魏晋，多写于竹木简牍，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写于丝织品的帛书。东汉造纸普及，出现写本书籍。敦煌文书恰逢纸本手写文书最流行的历史时期，故多为纸质写本。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又一大发明，古代印刷术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发展阶段。汉代的印章，可谓雕版印刷的先驱。隋代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然而，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雕版印刷品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其中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的木刻雕版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S.P.2）。该卷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96.1厘米，高26.8厘米。前7纸纸张相同，各长70.8厘米。其中第1纸为木刻扉画，第2纸到第7纸为木刻《金刚经》。其后用废弃残纸所接拖尾，尾有原轴，两端涂黑漆，顶端点朱漆。该卷印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发现的西夏文活字版《诸密咒要语》，为西夏中晚期的活字印刷品。此外，北区发掘不仅出土了一批回鹘文文献的活字印刷本，还出土了48枚回鹘文木活字，这是北区考古发掘的最重要收获之一。虽然毕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了胶泥活字，用于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可是他的发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西夏以之用于印制西夏文佛经外，中原地区却无活字印刷品，更不要说用于排版的活字坯。连同上世纪初伯希和劫往法国、鄂登堡劫往俄国及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回鹘文木活字，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总计达1118枚，且多位于第464窟附近。由于回鹘文活字表面尚存墨迹，研究者认为“当年在莫高窟北区曾经有过印经活动，其印经场所或许就在第464窟附近。北区洞窟出土的活字版回鹘文文献中，有一些很可能是上北区印刷的”。这一发现，填补了藏经洞所出文献、文物的空白，为研究当时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理交通及与中亚的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
　　敦煌汉简多有“自治酒”“出麴（曲）三石，以治酒之酿”的记载。敦煌文献表明，酿酒是敦煌的一种特殊的手工业，分官营、私营两大类。酿酒原料（酒本）有麦、粟、青麦、豆、葡萄、诃黎勒等，用料不同及酿造方法不同，酿造出的酒的成色亦不同，故有粟酒、麦酒、青麦酒、清酒、白醪、葡萄酒、诃黎勒胡酒等不同品种。
　　最初的酿造酒以粮食为原料所酿，即将粮食蒸煮、加曲发酵，然后压榨而出的液体饮料。这种酿造酒酒精度不高。其中白醪即白酒，又称烧酒，以粮食蒸煮、发酵后，再经分馏提纯而成，系酒精度较高的烈性酒。榆林窟西夏第3窟东壁《千手观音经变》中绘有两幅酿酒图，李约瑟推测图中器具可能是蒸馏器具，分馏所出即敦煌文书所称的“白醪”。
　　蒸馏酒的出现，是酿造技术的巨大发展，也是酿造工艺上的革命性进步。这一进步的结果，就是酒的酿造不再仅仅是饮料，提纯的酒精在医学上的广泛应用，则直接造福于人类健康。以此可见以酿酒为代表的敦煌地区手工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意义。 （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