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风雨如磐，山河破碎。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风暴正在江西的崇山峻岭间孕育成长。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同心、以弱胜强，连续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红军力量在战火中持续淬炼，根据地如星火燎原般不断巩固扩大。赣水苍茫，闽山碧透，连片的赤色区域奠定了红色政权的坚实基石。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属于劳苦大众的中央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江西瑞金红土地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来自各根据地的代表带着广大工农群众的期许齐聚一堂，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伟大尝试，犹如黑暗旧中国中一座燃起希望的灯塔。政权初建，百废待兴，作为经济血脉的金融体系建设，成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的当务之急。在简陋民房的摇曳油灯下，筹建国家银行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
　　1932年2月1日，是载入红色金融史册的重要日子。在江西瑞金城郊叶坪村的一幢普通民居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创立。这家名义上的“国家银行”初创时条件极为简陋：没有气派的营业大厅，没有坚固的专属金库，仅靠几间民房、几张桌椅和十余名怀揣革命理想的工作人员运转。正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机构，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融事业的新纪元，是党领导的局部政权下诞生的第一个国有银行，历史地位举足轻重。担任首任行长的毛泽民，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实干型经济工作者。他深知这家银行承载的不仅是存取和借贷的金融功能，更是红色政权的经济命脉。
　　中央苏区全盛时期以江西瑞金为中心，辐射设立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下辖60余个行政县。1933年秋是苏区鼎盛阶段，总面积达8.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453万，兴国、于都、长汀、宁都、会昌等县均为苏区核心区域，土地革命的热潮席卷广大乡村，苏维埃政权根基不断夯实。
　　万事开头难。银行筹建初期，资本金筹措是摆在毛泽民面前的首要难题，白手起家的红色银行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经多方统筹协调，红军从有限的军费中调拨20万银元作为启动资金，为银行顺利开业提供了关键保障，这笔凝结着前线将士心血的经费，成为红色银行起步的重要基础。
　　银行成立后，充实资金储备、打通资金循环仍是核心挑战。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东征福建漳州，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缴获大量物资与钱款，其中仅银元就达百余万元。这批资金运回瑞金后，极大充实了国家银行的准备金与流动资金，为后续发行货币、开展信贷业务筑牢了基础。
　　红色银行的资金供给不能仅依赖缴获与调拨，必须建立稳定多元的资金渠道。苏维埃政府采取行政与经济并行的举措，要求党政军机关、公营企业统一在国家银行开立账户，逐步归集财政性存款、红军经费结余、公营企业营收及各类合作社的股金与经营收入，形成了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为货币回笼、市场调控提供了核心支撑。
　　苏区国家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财政性收入存款。中央革命根据地早期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红军战场筹款，随着土地革命深入与经济恢复，累进税率的土地税、商业税逐步成为重要来源。1932年7月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主力红军筹款任务被取消，苏区财政压力骤然加剧。1932年至1934年，中央根据地先后发行多期革命战争公债与经济建设公债筹措资金，同时调整税率、严控财政支出、减少银行透支，全力保障革命战争与政权运转。二是合作事业存款。苏区政府大力推动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各类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群众自愿入股的合作社均将股金与经营积累存入国家银行。截至1933年7月底，仅中央苏区各类合作社的股金存款就达215915元，成为联系群众、稳定基层金融的重要力量。三是对外贸易收入存款。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政府依托本地丰富的钨砂战略资源，打通了与粤军陈济棠部控制区的贸易通道，在江口、小密等边界要冲设立贸易站点，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白区商人往来交易。1933年，中央苏区仅稻谷输出就达300万担，累计创收1200万元；赣县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单月出口额低则60余万元、高则超150万元。随着边境贸易持续繁荣，国家银行存款规模稳步增长，为苏维埃政权运转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在吸纳存款、壮大资金实力的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还承担着落实经济政策、保障民生、扶持生产的核心职能。苏区金融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彻底废除封建高利贷剥削，推行低利借贷，帮扶贫苦农民恢复发展生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经济政策》明确规定，以革命法律严禁高利贷复辟，坚决维护工农群众利益。国家银行协同财政部门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统一财政制度、严格预决算审批，实现财权统一、收支透明，保障有限经费精准用于政权运转与红军供给。
　　代理发行公债是国家银行的另一项重要职责。中央苏区时期，国家银行先后三次承担公债的发行、收款、登记及还本付息工作，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革命战争与苏区道路修建、水利兴修、工农业发展等经济建设项目，广大工农群众踊跃认购，充分体现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与支持。
　　苏区的金融战线同样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国民党当局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同步推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金融破坏：伪造苏维埃纸币、煽动群众拒用苏币、恶意压低苏币币值抬高银元价格，甚至派遣特务散布谣言引发挤兑，企图扰乱苏区金融秩序、动摇国家银行信用，进而颠覆红色政权。
　　面对金融冲击，临时中央政府打出多策并举的“组合拳”：一是开展广泛宣传教育，向群众讲明苏币以苏维埃政府信用与充足物资储备为支撑；二是出台严厉法令，对伪造、拒用、破坏苏币的行为依法严惩；三是全力保障粮食、食盐、布匹等民生必需品供应，通过合作社与对外贸易渠道确保苏币可随时兑换物资，以此稳定币值、维护银行信用。
　　假币斗争是金融战线的关键一环。193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铸造大量含银量不足的劣质假银元混入苏区流通，套购物资、扰乱市场，群众因缺乏鉴别能力一度引发恐慌。毛泽民带领工作人员反复钻研防伪方案，创造性地在印钞纸浆中按比例掺入细碎羊毛纤维：改良后的印钞纸韧性与耐磨性大幅提升，经火烘烤会散发独特的羊毛焦臭味，阳光下纸面会呈现羊毛特有的光泽，普通群众与基层营业员可快速鉴别真伪，大幅提升了假币仿制难度。这项贴合苏区实际的防伪技术，为维护苏币信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早期红色金融防伪的重要创举。
　　除此之外，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印有毛泽民与时任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邓子恢的亲笔签名，既是官方信用背书，也是难以仿制的防伪标识。印钞环节实行严格的分离管理制度，钞票印制与编号印制分属不同班组、不同场地操作，从流程上防范内部舞弊与假币流出。
　　对恶意压低苏币价格、哄抬银元比价、制造金融恐慌的不法商人，苏维埃政府坚决依法惩处，经查实后视情节采取没收财产、公开审判等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处以极刑。各级肃反机关与经济部门协同联动，成功捣毁多处苏区边缘的特务制造假币窝点；临时中央政府也陆续出台一系列经济金融法规，明确各地打击金融破坏行为的职责要求。经过系统整治，苏区金融秩序得到有力维护，国家银行信用稳步提升，苏维埃纸币不仅在苏区群众中牢固树立了信誉，在部分白区也成为广受认可的流通货币。
　　革命征程并非一帆风顺。1934年秋，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踏上长征路，国家银行也迎来生死考验。中华钨矿公司等附属机构相继解散，印钞相关单位停止运转。按照组织部署，国家银行一名副行长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其余15名业务骨干连同200余名挑夫组成中央军委纵队第十五大队，肩挑马驮着用油纸密封的苏维埃纸币、金银储备，以及印钞原材料与机器设备，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自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流动形式在战火中坚持运转，没有固定行址、没有安全库房，被形象地称为“扁担上的银行”“马背上的银行”。湘江两岸、雪山脚下、草地深处，只要部队短暂休整，银行工作人员就会支起简易摊位，为部队兑换银元、为机关办理结算，甚至就地开展货币发行与回收工作。他们用生命守护红色金融命脉，用脚步丈量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每一名挑夫都是移动的金库，每一名干部都是红色信用的火种。
　　这支特殊的金融队伍伴随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不少同志在敌机轰炸、饥饿劳顿中牺牲，但他们守护的金银、账本几乎没有遗失。凭借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他们将红色金融的火种带到了陕北。从瑞金叶坪的简陋民房，到陕北的窑洞银行，再到西柏坡的金融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重要历史源头，最终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洪流，书写了红色金融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