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泰

　　当今社会对“高考移民”零容忍，因为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损害了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而早在约250年前的清代新疆，就出现了性质类似的科举“冒籍取解”现象。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迪化直隶州（今乌鲁木齐）阜康县籍士子黄斌考中陕西乡试第二名举人，轰动西陲，这名新科举人便是目前可考的新疆最早冒籍应试者，其真实身份是浙江归安县人毛澄。这一身份因一场文字狱牵连败露，最终毛澄被革去功名，按律惩处。整件事还要从当时新疆的教育与科举制度说起。
　　一、乾嘉时期新疆的教育与科举制度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彻底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定天山以南大小和卓之乱，完成了新疆的统一，确立了稳固的行政管辖。清廷将平定后的西域地区称为“西域新疆”，后渐简称“新疆”，取“故土新归”之义。
　　清朝统一新疆后，逐步形成军府制与府县制并行的治理格局：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两路军务民政；在东疆内地移民聚居区，随屯垦事业推进逐步增设府县建制，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升巴里坤直隶厅为镇西府，改乌鲁木齐直隶厅为迪化直隶州，均隶属于甘肃省镇迪道。
　　随着大量内地军民迁入新疆，屯田规模持续扩大，当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城镇日趋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设立官学，是为新疆内地式府县官学之始。此后，阜康、绥来（今玛纳斯）、昌吉、奇台等县相继设立官学。依照清代学制，“凡学皆设学官以课士，府曰教授，州曰学正，县曰教谕，皆以训导副之”，各府州县的学官配置、生员学额、考选规程均有明确规制。
　　嘉庆时期，清廷对镇迪道的府县科举体系持支持态度；对伊犁、塔城及南疆地区，则不增设内地式府县学额，仅保留八旗官学、地方义学等教育形式，治理重心侧重边防武备。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闱之前，甘肃全省（含镇迪道）乡试均与陕西合闱，由驻于陕西三原的陕甘学政统管，生员须远赴西安贡院应试。镇迪道至西安贡院单程动辄五六千里，行程艰险且盘缠耗费巨大，士子赴考难度远高于内地。
　　据清代嘉庆年间地方志《三州辑略》记载，乾隆、嘉庆两朝，迪化直隶州与镇西府辖区共中式文举人1名、武举人63名，岁贡14名、拔贡6名、恩贡5名、副榜1名、例贡1名。
　　二、黄斌冒籍取解案始末
　　新疆地处西陲，当时文化教育发展晚于内地，科举学额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因而吸引部分内地士子设法冒用当地籍贯应试，以求更容易获取功名，这在清代科举制度中称为“冒籍取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陕西乡试中，以迪化直隶州阜康县籍应试的黄斌高中第二名，即《三州辑略》所载乾嘉时期镇迪道唯一的文举人。但这名举人的身份实为伪造：黄斌本名毛澄，浙江归安县人，本姓黄，因祖父出继毛氏家族而改姓毛，赴新疆冒籍时恢复黄姓、更名黄斌。
　　毛澄的冒籍身份并未在科场核查中暴露，最终因一场相隔千里的文字狱浮出水面。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扬州府东台县已故士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引发重大文字狱，毛澄早年曾任东台盐场大使姚德璘的幕友，受托为徐述夔的《和陶诗》作跋，因此被纳入追查范围。官府循线追查至迪化，将毛澄拿获，其冒籍应试的真相随之败露。
　　据闽浙总督杨景素、浙江巡抚王亶望联合奏报，毛澄原为浙江归安县学廪生，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赴甘肃游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冒用阜康县籍贯、改名黄斌，至乾隆四十二年考中举人。乾隆帝随即命陕甘总督勒尔谨彻查全案，勒尔谨会同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核查确认：毛澄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向阜康县衙具呈认户，经知县详报后汇入商户册籍，照例拨给地亩，正式编入当地户籍。
　　案件查实后，毛澄被革去举人身份，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刑罚，发配烟瘴地区安置。吏部同时奏请，对甘肃省各级失察冒籍的官员分别予以议处。
　　针对此案，乾隆帝专门批示：“阜康、迪化州等处均系新设郡县，与内地不同。该处本无土著，势不能禁外省士民入籍。着加恩予以二十年之限，如限外有冒籍应试者，即照内地例办理。”由此可见，乾隆鉴于当时新疆统一不久的实际情况，对于内地人前往新疆冒籍考试的情况还是较为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