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益君

　　　当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大好河山时，曾经埋首书斋、画室与戏台，描摹风月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放下刻刀与画笔，拿起唤醒民众、抗击敌寇的号角与匕首。刘茉琳所著《国殇：抗战中的文艺》（团结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是一部于硝烟炮火之中打捞民族魂魄的厚重作品。该书摒弃空洞的口号式书写，以史家视野、文人笔致，细致描摹烽火岁月里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
　　全书以1931至1945年十四年抗战为时间脉络，全景铺展中国文艺界救亡图存的历史长卷。作者贯通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大领域，串联三十余位文艺名家与三个特殊文艺群体的真实经历。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黄土高原巡回演出；赵树理扎根解放区，以乡土化的民间文艺唤醒广大农民；田汉、聂耳于风雨如晦的年代谱写《义勇军进行曲》；闻一多掷地有声，写下“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的铮铮誓言；梅兰芳蓄须明志，断然拒绝为日军登台演出；穆旦九死一生穿越野人山，书写悲壮的抗战诗篇。
　　书中既有宏大的时代叙事，也深入人物的生活细节：梁思成、林徽因在颠沛流亡途中仍坚持古建筑考察，寄居长沙简陋屋舍时，还教孩子们传唱救亡歌曲；萧红、萧军当年的音容情态跃然纸上，萧军感念鲁迅知遇之恩的动容时刻，也被细腻记录。作者依托扎实史料，还原历史本貌，坚守艺术真诚，完整呈现文艺战线十四年浴血抗争的图景，尽显中国文人深植血脉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
　　阅读这部作品，收获的不只是一份抗战文艺史料的梳理，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它让我们看见，民族危亡之际，文学与艺术如何褪去个人化的风花雪月，化作支撑民族不屈意志的精神火炬。源自历史深处的赤诚与热血，令人心绪难平，也引人对那个烽火年代、文艺的本源以及文人风骨生出诸多思考。
　　苦难淬炼出艺术的赤诚，是读完本书最真切的感受。和平年代里，文艺常常被视作消遣审美，甚或是精致自我表达的载体。而在抗战烽火之中，文艺剥去一切浮华，显露最质朴、最刚劲的内核。艾青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不再是文人的感怀咏叹，而是对惨遭践踏的故土发出的泣血呐喊。冼星海在致友人书信中写道：“歌声传遍了整个民族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歌声来代替我们的一切慰藉。”彼时音乐脱离娱乐属性，成为抚慰同胞、鼓舞军民斗志的精神武器。
　　刘茉琳在书中没有刻意拔高这些文艺作品，而是依托翔实史料还原创作现场：有的写于颠簸流亡的列车之上，有的诞生于延安窑洞之内，有的迸发于炮火纷飞的街头。苦难的磨砺洗去创作的矫揉造作，赋予抗战文艺直击人心的强大力量。
　　本书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兼顾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不少抗战题材叙述容易囿于宏大叙事，个体命运淹没在集体洪流之中。而《国殇：抗战中的文艺》做到了宏观时代与微观个体的平衡。书中既记录《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历程，也记述孩子剧团于炮火之中顽强成长；既书写梅兰芳蓄须明志的大义，也记述梁思成、林徽因流亡李庄，坚守学术研究的赤诚。
　　书中论及萧军短篇小说《樱花》，寥寥数笔道出人物在双重压迫下家破人亡的悲剧，点到即止的留白，更添悲剧的感染力。尤为动人的是书中对萧军感念鲁迅知遇之恩的叙写：那一封如灯塔一般的回信，为漂泊求索的写作者照亮前路。这份发自肺腑的感恩，并非空洞的颂赞，而是一个身处困境的人被光明照亮之后，本能的情感震颤。
　　透过本书，我们更能体会文人风骨沉甸甸的时代分量。“国殇”二字，本身就饱含悲壮底色。战乱年代，“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文艺家虽未必持枪上阵，却以笔、以歌、以画化作抗争的武器，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风骨，是闻一多掷地有声的家国誓言，是梅兰芳宁毁生计也不事敌寇的凛然气节，是穆旦历经生死磨难仍坚持书写抗战史诗的执着。徐悲鸿挥毫奔马，寄望民族精神奔腾奋起；齐白石题写“人间正道”，传递对侵略者无声的蔑视；老舍滞留北平，以文字抒发故土沦陷的无尽悲思。这些作品超越艺术本身，成为镌刻时代记忆的精神图腾。
　　《国殇：抗战中的文艺》不只是一部抗战文艺史，更是一卷映照民族精神的心灵史。回望烽火岁月，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深重苦难，更有苦难之中迸发的人性光辉与艺术力量。身处和平今日，重读这些历史，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穿越岁月的赤诚与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