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樊锦诗 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1963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至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已5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敦煌研究》期刊主编。

　　敦煌酒的品种非常多，除了本地的酒外，还有来自西域的胡酒、葡萄酒等。唐时敦煌的酒馆、酒肆近30家，从地方军政首领到各国、各地来敦煌的使节，从走卒贩夫到佛门僧人，甚至连尼姑都是酒店的常客。与此相关的酒令在敦煌也十分盛行。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赴西域途中路过敦煌，参加敦煌酒宴后作《敦煌太守后庭歌》，其中就有“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之句。除藏钩外，主要的酒令形式还有抽筹、喧拳、巡酒等。
　　

商业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埠，敦煌的商业文化也很兴盛。这里商客云集，东来西往；店铺林立，商品丰富，有专门的行市划分，专门设有市壁师来管理。为当地居民和过往旅客生产、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服务的各种手工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使敦煌的商业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面貌。敦煌文书P.3211《王梵志诗》中有一首诗描写敦煌的商铺：“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生动地勾画出一幅繁荣的敦煌贸易市场画。
　　作为一个商镇，唐代敦煌有繁华的各类行市，诸如金银行、玉坊、纸店、笔店、鞋店、肉铺、酒店、杂货铺、加工粮食的碨户、加工油料的梁户等。敦煌文献记载了数量众多的各种手工业工匠。归义军时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工匠的机构——作坊司。同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商业广告——叫卖吆喝辞。P.3644写卷中有两首别致有趣的唐代杂货铺叫卖辞。其中一首为“某乙铺上新卖货，要者相问不须过。市关交易任平章，买物之人但且坐”，第二首为“某乙铺上有：橘皮胡桃禳（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拨、芜荑大黄，油麻椒粒、河藕弗香，甜甘枣、醋石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矾皂矾、紫草苏方，沙糖吃时牙齿美，饴糖咬时舌头甜”，语言生动有趣。
　　敦煌文献有不少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文书。这些文书，其实也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契约精神。如《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是一份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常年在敦煌劳作，一日家里的院子不断冒水，无法居住，只能将自己的儿子苟子典给亲家，典价麦二十硕（同“石”）、粟二十硕，典后有双方的保证条件，以及被典人苟子、典方赵僧子和知情人画押。
　　

婚嫁

　　敦煌婚姻以聘娶婚和入夫婚最为流行，而又以聘娶婚为最主要的类型。在唐代，“依媒妁之请，承父母之命，以财礼相聘，依礼序成婚”的聘娶婚是最主要的婚姻模式。这种婚姻重视门第关系，讲究门当户对，即所谓“女聘高门上姓，男为六州参军”。其礼俗也与中原一样，基本采用“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敦煌文献中集中反映唐代敦煌婚俗的《张敖书仪》将敦煌地区的婚礼过程归纳为通婚、成礼两大阶段，其中又以纳征和亲迎为主。纳征即男女双方正式确认婚事成立，男方正式向女方家送上大雁、羊、酒等6种彩礼，作为婚事的信物，以象征婚姻合法、男女双方对彼此忠贞不渝，但也有不看重彩礼的。如敦煌P.3266《王梵志诗》中就有：“有女欲嫁娶，不用绝高门。但得身超后，钱财总莫论。”亲迎即婚期之日，男方须往女方家迎娶新娘。这一过程最为隆重，其中还有许多必要的程式和活动。如黄昏亲迎、行障车之戏、共入青庐、拜堂成礼、宴请宾客、乐舞助兴、奠雁成婚、同牢合卺等。上述几种形式的婚礼，在敦煌壁画和敦煌文书中均有反映。如莫高窟第85、445、113窟表现了新郎迎娶新娘到男家举行婚礼的场景，其程序有黄昏亲迎、宴请宾客、乐舞助兴、拜堂行礼（或跪拜或站立）、奠雁之仪、共入青庐、同牢合卺；莫高窟第12、33窟表现为男就女家成婚，行入夫婚礼，即“男拜女揖行礼”，或称“男拜女不拜”，拜堂时新郎匍匐于地，或双膝跪地叩头，新娘则站立一旁，双手于胸前合十作揖。
　　敦煌婚礼中也流行“摄盛”习俗，即在婚礼中人们可以打破一贯森严的封建等级和礼制界限，有所僭越。如男子可虚抬自己的身份、官位，可乘五马之车，可头戴冕旒；女子可凤冠霞帔，满头插花钗等。在敦煌文献《下女夫词》中，女方故意向新郎发问：“何方君子，何处英才，因何来到？”新郎作答时则自称是出自“赤县名家”的“长安君子”，“出身进士，选取得刺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异族通婚也是敦煌婚姻文化的一大特色。敦煌文书《杂抄》中有“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的记载，说的是三国时仓慈任敦煌太守时胡汉通婚的情况。自汉以来，敦煌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交流和相互了解，以至于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相互通婚。因此，“异族婚姻”也成为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一大特色。如榆林窟第38窟西壁的《婚礼图》，画面左侧搭一帐篷，分别着回鹘装和汉装的男女来宾围桌而坐；帐篷外正前方的围幔内，新人正在行礼。新郎头戴幞头，着汉式袍服，正在弯腰行礼，旁边站立着头戴桃形冠、项饰瑟瑟珠的回鹘新娘，他们前方还有两只大雁。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汉族与回鹘族之间通婚的场景。
　　有学者认为，唐代敦煌甚至还存在胡化的婚姻形态。所谓胡化婚姻，就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父死而妻后母，兄死而妻嫂的婚姻形态，因为唐时的敦煌，南接吐蕃、吐谷浑，北抵突厥、回鹘聚居区，西为西域各国，
　　还曾被吐蕃占领。但敦煌毕竟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地区，即便出现这种胡化婚姻状态，也只能归结于不同文化习俗的交流和冲击。
　　在敦煌婚姻生活中，离婚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存在，而围绕离婚的各种行事也颇具地方色彩和人文情怀，是当时敦煌婚姻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侧面。敦煌文书P.3730V是唐时敦煌的《放妻书》，亦即离婚书。内容是这样的：
　　盖以伉俪情深，夫妇义重，幽怀合卺之欢，须□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作仇隙……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夫妻虽然因感情不和而离婚，但没有恶言相向，反而表达出对往昔夫妻恩爱生活的怀念，祝愿对方未来婚姻美好。在另一份《夫妻相别书》中表达得更为直接：“自别已（以）后，愿妻再嫁，富贵得高，夫主不再侵凌论理。”这些语句，不仅体现出隋唐时期敦煌离婚仪式中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妇女的尊重。
　 

葬礼

　　敦煌文献和壁画中保存了丰富的敦煌地区丧葬习俗的资料和画面，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敦煌丧葬文化的诸多方面。古代敦煌的丧葬习俗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灵魂升天思想，还反映了佛教的轮回报应思想、来世思想等，是一种综合了儒家传统和佛教信仰观念的丧葬文化和习俗。
　　敦煌本地的丧葬习俗，主要体现在埋葬形式和埋葬礼仪两大方面。敦煌文献和壁画中保存了隋唐时期敦煌地区丧葬习俗的资料和画面，它们准确记载和形象再现了那个时期敦煌城市丧葬文化的诸多方面。敦煌主要的葬式有土葬、火葬两种，另外还有窟葬及老人入墓葬。
　　土葬一般是将死者入殓棺木中，葬于地下后起坟茔作为标记。土葬是中国传统葬式，也是敦煌地区一般世俗人士最常见的葬式。隋唐时期，人们多将死者埋在地势较高、土质干燥的沙州城外莫高镇的沙碛下。
　　火葬是以火焚烧尸体的一种葬式。先将尸体入殓于棺木中，然后在棺木下积薪焚烧、火化，在梵语中称为“荼毗”，原是印度的主要葬式之一。敦煌的火葬主要流行于当地少数民族、佛教徒和祆教信徒中间。这种葬式，在壁画、出土实物和出土文献中均有反映。
　　窟葬是指将死者或死者的骨灰安放或埋于专门开凿的洞窟内的一种葬式，又称瘗窟葬。这主要是佛教徒的一种葬俗。在莫高窟北区石窟群中已知的瘗窟有25个，多为唐代前期所凿，最大不过10平方米，最小者仅3平方米，其中专为死者所凿的有15个，窟顶至地面不足1米。从考古发现看，窟葬不仅有单身葬，还有双人葬，甚至是多人合葬，其中有男有女。这表明，当时选择窟葬的不仅仅是僧人，还有世俗男女。
　　老人入墓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丧葬方式，指老人在活着的时候即自行或由家人送至坟茔等待终亡。这其实是与古代生圹之俗相融合的产物。敦煌壁画中有许多表现老人入墓葬的画面。如榆林窟第25窟北壁所绘的老人入墓场景中，老人头戴网眼额巾，身着圆领白袍服，手拄拐杖，安坐于墓穴内的床榻上。墓门外，众亲人正与老人诀别。其中一妇女一只手与老人相握，另一只手正拿方巾擦拭眼泪。墓穴前，一头梳双环髻的孙辈正伏地跪拜。这种“生离别”式的埋葬方式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孝道思想相悖，但敦煌地区发掘的10多座无棺木痕迹的唐墓和莫高窟北区至今保存的部分瘗窟证明，老人入墓之俗并非想象中的东西，而是真实存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之中的。
　　葬仪较重要的程式有举哀、设灵筵、小殓、大殓、出殡、路祭以及奔丧、吊丧、祭后土、买地券、七七斋、三年斋等。举哀是敦煌丧葬礼仪中一种基本的活动。举哀的场景，在敦煌唐代壁画中也多有表现。如第158窟北壁所绘《举哀图》中，举哀者既有佛弟子，又有世俗的人物。弟子们或痛苦号啼，或捶胸顿足，甚至晕厥。而世
　　俗人物，则以西域、中亚各国人物的形象出现，或以刀划面，或割耳割鼻，甚至剖腹剖胸，以各式各样极端的行为表达着极度的悲痛。这种画面并不是夸张的艺术表现，而是当时西域各国丧葬习俗的形象化。剪发、剺面、割耳、以血洒地等皆是西域各国民众在父母或国王去世后表达哀痛的方式。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唐太宗去世后，来京城朝贡的数百西域各国人皆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悲痛心情。隋唐时的敦煌，混居着西域、中亚的各国使臣、商人，其本国的举哀方式，很可能也随着他们的来华而传入敦煌，并在壁画中反映了出来。
　　

文学与艺术

　　敦煌文学主要是指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时代以唐、五代、宋初时期为主，也包括部分唐以前的作品。既有敦煌本地的作品，又有中原传来的文学作品。敦煌文学主要包括6大类：讲唱类、曲辞类、诗赋类、小说类、散文类、杂著类。
　　讲唱类文学是敦煌文学中最丰富和最有特色的形式，根据题材内容、篇章结构、语言体裁以及原有名称等方面不同的特征，可分为变文、讲经文、词文、故事赋、话本、因缘等。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对普通信众来说太深奥，寺院中就有一些僧人从事对信众的解说工作，称为俗讲。讲经文和与之相关的押座文、解座文、缘起等就是佛教俗讲所用的底本，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变文最初源于俗讲，但在文学上更为完备，其结构形式为散文说白与唱词相间复沓回环，是一种故事性说唱文学的底本。现存敦煌变文，题材可分为4类：佛教题材，如《八相变》《破魔变》等；历史故事，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民间传说，如《舜子变》《孟姜女变文》等；本地英雄故事，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
　　藏经洞所出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近200个写卷，包括近80篇作品。它们是敦煌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文学作品在藏经洞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研究发现，这类作品的体制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词曲类作品，是适用于歌唱的诗歌体作品，也称“曲子词”“俗曲”“词”等。目前发现的曲子词作品有1300余首，60余种调名。这些曲子词有几个特点：（1）作者大多无名，包括民间不同阶层的人士，如乐工歌伎、士人官吏、戍边将士、僧人道士等；（2）题材广泛，内容涉及守边征战、妇女生活、佛道宗教、民俗风情、医药、名胜等；（3）体例不定，比较自由，许多词的字数、句式和韵律方面都有差异，尚未完全定型；（4）注重反映社会问题，生活气息浓厚，具有积极、乐观和进取的思想感情；（5）在艺术上自然率真，语言纯朴，通俗易懂。从音乐方面看，既有燕乐、雅乐曲辞，又有民间曲调，还有少数民族音乐及外来音乐的影响。写本《云谣集》是敦煌闺情词的代表，存30首，善以景寓情，表现出真实自然之美，其中《天仙子》《凤归云》《洞仙歌》《倾杯乐》《柳青娘》等作品均属上乘之作。《云谣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词集，使我们知道在《花间集》《尊前集》之前，已有取得很高艺术成就的词集了。
　　诗赋类作品，包括骚体、古体、近体、歌行体及赋体作品。敦煌文学中诗歌作品约有400件写卷，包括2000首左右的诗歌。在内容上，既有反映中原等地生活的作品，也有描述敦煌本地风情的乡土之作；既有李白、白居易等名家的传世佳作，也有如韦庄《秦妇吟》、王梵志白话诗等失传的作品。韦庄《秦妇吟》共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篇幅最长的一首，《全唐诗》等古代诗歌总集均未收录，却在敦煌藏经洞得以保存。《秦妇吟》以唐末黄巢起义为背景，揭示唐末的社会面貌，表现当时战乱景象的“内库烧为锦乡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名句，深受文坛称道，作者因此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全诗结构严密完整，情节生动有序，语言丰富凝练，是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杰作。
　　王梵志为初唐时人，他的诗歌不见于《全唐诗》，敦煌写本中有王梵志诗近400首，多为五言诗，以浅白通俗的语言、嘲讽谐谑的手法，揭露人们灵魂深处的丑恶，鞭挞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感叹世态炎凉，宣扬处世、道德方面的内容。这些诗作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唐代诗歌的面貌。
　　小说类作品包括具有佛教因果思想的灵验记、感应记、入冥记和志怪小说、民间故事等，如《搜神记》《黄仕强传》《唐太宗入冥记》《启颜录》以及《秋胡小说》等。其共同特点是摆脱了当时流行的骈俪文风，大量使用民间口语，是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散文类作品包括书、启、碑、铭、传记、祭文等具有文学色彩的说理、叙事、抒情的文章。除了部分传抄于中原的作品外，大部分为本土创作。杂著类作品包括童蒙读物、斋戒文、书仪等一些实用性文献。
　　近年来，随着对藏经洞所出非汉语文献的解读与研究，其他古代民族文学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吐蕃文、回鹘文的文学作品。吐蕃文文学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件，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比对，发现无论从内容看从还是篇幅看，精校本的梵文本都迟于吐蕃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吐蕃文本重要的价值。吐蕃文文献中还有不少古代汉语文学、史学名著的译本，如《尚书》《春秋后语》及《孔子项橐相问书》等。
　　回鹘文作品如讲唱文学《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汉文本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回鹘文本改为陈述式。此外，还有回鹘语韵文体作品《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在一个回鹘文佛教诗集残卷中，我们还可看到必兰纳识里根据汉文佛典而创作的回鹘文诗歌《普贤行愿赞》。
　　敦煌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有两大倾向，即通俗性和宗教性。敦煌文学中有大量通俗作品，如变文、话本、曲子词、俗赋等，与传统文学的文人作品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如王梵志诗歌，以诗写世情，表现当时民间的思想情趣。《下女夫词》则反映了民间婚礼中女方与男方一问一答的习俗，女方有意作难诘问，男方则巧妙应答，诙谐幽默，富有戏剧性。敦煌歌辞中的《五更转》《十二时》等民间曲调，大多流行于里巷村镇，内容浅显通俗，语言质朴率真，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娱乐性，是典型的民间口头文学。源于俗讲的讲经文、变文等，是面向普通民众的讲唱文学，大量采用俚语俗言，说与唱相结合，注重情节的引人入胜和娱乐性。
　　敦煌长期受到佛教的熏陶，此外，还存在着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在这样的宗教文化环境影响下，敦煌文学也具有浓厚的宗教特征。敦煌文学中有很多作品是与佛教直接相关的，如《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八相变》《破魔变》等，表现的是释迦牟尼的传记故事；《难陀出家因缘》《丑女缘起》等，描述的是佛弟子皈依佛门的经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分别表现的是佛弟子的孝亲行为和与外道斗法的故事。有的作品来自佛经梵呗吟唱的曲调，称为佛曲，如《悉昙颂》《婆罗门》等，还有不少作品是佛教僧人所作，表现的是佛教思想观念。此外，《叶净能诗》《涉道诗》《小游仙诗》等诗歌反映了道教思想的影响。
　　藏经洞所出创作于本地的文学作品，是当时敦煌地区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变文中的《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反映了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史实，讲述并歌颂了张议潮和张淮深叔侄率众起义推翻吐蕃统治、保境安民的英雄事迹。
　　敦煌诗《敦煌廿咏》描写了敦煌的山川景物，如莫高窟、三危山、白龙堆等，寓情于景，表达了对本地风光的热爱之情。敦煌边塞词，如《望远行》《何满子》《捣练子》等，以保家卫国为最突出的主题，表现了敦煌人民抵御侵略、为国征战的豪情。此外，散文中的《张议潮进表及朝廷批答》《沙州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等文，《莫高窟功德记》等碑铭作品，反映了敦煌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既体现出浓厚的乡土之情，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