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军

　　1935年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布《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份重要文稿，核心是亟须补充兵源、巩固苏区。这份文告的发布形式、内容、措辞、时机等富含深意，极具针对性，不仅是红军长征落脚陕甘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中共在陕北站稳脚跟后，从“求生存”转向“谋发展”的标志性文献。
　　革命征途艰辛，长征落脚陕北是新的开始。文告客观描述了面临的军事、生存压力。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张学良东北军和马鸿逵、井岳秀等地方部队，正在组织对陕北苏区的进攻。同时，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不丰，红军给养困难，扩军非常不易。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兵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7000余人，扩红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为此，文中提到“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团”，号召群众参军以应对更大规模的敌人。这也为后来的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陕甘宁边区，做了群众、组织、军事上的准备和动员。
　　唤醒阶级觉悟，指出革命是唯一活路。文告开篇即以极具感染力的笔触，回顾了国民党统治下劳苦大众遭受的深重苦难：“军阀官僚怎样压迫我们……催款的人像毒虫那样咬着我们”“豪绅地主怎样凶恶地天天上门来催租”，等等。这些血泪控诉并非简单的宣传辞令，而是当时苦难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通过描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分得土地房屋”“获得自由解放”的新生活等，深刻揭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只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劳苦大众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鲜明的对比，能够极大地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群众保卫土地、财产和自由的情感。文告中“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的号召，将群众切身利益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将陕甘苏区的生死存亡与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出发点”联系起来，是我们党善于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政治动员的典型范例。
　　扎根陕甘大地，领袖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份文告体现了党中央对陕甘革命贡献和老区人民的尊重与信任。“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由中央红军领袖毛泽东、彭德怀与陕甘红军领袖刘志丹联合署名，这一细节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文中称呼群众为“亲爱同志们”，语气平等、亲切，毫无居高临下之感。刘志丹被公认为党内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群众、苏区、革命队伍中，具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三位领导同志联名发布文告，反映了这份文告的重要，也体现出中央领导同志的开明。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陕甘苏区群众精神层面的认可、呼应和拥护，有利于更好更快地让党群之间、军民之间、队伍之间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这也是党中央、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后，能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生存、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不遮掩困难，发出扩红动员令。这份文告，直接服务于“扩红”这一迫在眉睫的军事任务，以唤起群众对国民党统治下苦难的记忆为切入点，号召工农“勇敢的当红军”，保卫土地、财产和苏维埃政权。文告发布的同日，瓦窑堡会议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的任务，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后签发计划，要求“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文告中以“我们或是胜利，或是灭族灭种，我们要彻底解放，唯一的出路只有当红军”等口号，号召劳苦群众“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万恶敌人血战”，并明确提出“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文告发布后，陕甘苏区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为红军补充了急需的兵源。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决兵力枯竭危机而发布的紧急动员令。
　　担当“国之大者”，危机时刻凝聚共识。文告发布于1935年12月，正值中共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危急关头，文告发出了“我们要以一切的牺牲，用一切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的号召。这不仅是一次军事动员，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转变前夜发动群众的关键一环。文告中强调“唯一的出路只有当红军”，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至今仍令人震撼。文告的发布，标志着从国内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过渡。文告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表述，体现了中共将反帝与反封建相结合、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路，为随后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作了铺垫。
　　今天再读这份重要文献，看到的不仅是一份历史档案，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文告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仍未过时，它穿越时空，激励我们在新的征程上，不能忘记来时路的艰辛，要讲述好发生在这里的辉煌故事，书写好属于这个时代的壮丽篇章。